最早“万元户”:“街边仔”上书国务院争权益

时间:2020-11-15来源:未知作者:admin点击:
1978年的广东,GDP只有185亿元,在全国处于第23位,经济总量只占全国的5.1%。这一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,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,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广州,从人人看不起的街边

  1978年的广东,GDP只有185亿元,在全国处于第23位,经济总量只占全国的5.1%。这一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,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,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广州,从人人看不起的“街边仔”个体户,到令人羡慕的万元户,再到全国第一批百万富翁……当时无数广州人以其敢想敢闯敢干的精神,大胆实践着提出的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的国策。

  容志仁是广州第一代个体户,也是广州个体劳动者协会首任会长。他多次向媒体谈起刚刚拥有1万元时的情景:“我和老婆数啊数啊,当时钞票最大面额只有10元一张,数了那么多张,好高兴啊!”

  1979年,个体户还被叫做“街边仔”,很多人怕被人看不起而不愿做。回城知青容志仁“为了生存”在西华路街口搞起“容光饮食点”。“早餐店起家时只有 100元钱,买不起大锅,街道文化站说,我们有个大锅借给你用啊,煮粥的第一口大铝锅就是这么借来的。”容志仁回忆说。仅靠早餐卖粉和粥,他的小店很快有了起色。容志仁至今记得一个二年级小女生买早餐时说的话,“叔叔,我只有一毛钱,一碟粉我吃不下,能不能粉和粥各要一半啊?”只花一毛钱,又有肠粉又有粥,他觉得这想法不错,便卖起了全城最便宜的“学生餐”。正是靠着“一毛钱学生餐”,薄利多销,容志仁成了“万元户”。“我们一天的收入是县长一个月的收入。我调查过,县长的月工资是105元,很多个体户一天都挣100元了”。

 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广州,凭着做早餐、卖烧鹅、开发廊、卖时装等个体营生,崛起了一批像容志仁这样先富起来的人。回城知青和“下海”人员,构成了最早的“万元户”群体。

  高德良是当时少数敢放弃“铁饭碗”的人。1980年4月,在广州锅炉厂当焊工的高德良决定“下海”,卖祖传的“太爷鸡”。周围的人怀疑他“脑子有问题 ”,工商局也不相信他一个干部子弟能开档卖鸡。高德良于是现场做了一只“太爷鸡”,工商人员尝后连连称好,当天就给他办了执照。有媒体后来报道称,高德良是广州第一个通过临考以鉴定资格获取牌照的个体户。

  “周生记太爷鸡”很快生意兴隆,却招来了麻烦。当时,国务院文件限定个体户雇工不得超过5人,“周生记”因雇了6个帮工,被社会上指责为“资本家剥削”。高德良的经营积极性受到挫伤,他做出了一件在当时极为轰动的事——上书国务院,为个体户“请命”:吁请立法保护个体工商户的合法私有财产,开放个体户雇工,允许国家银行给个体户贷款。1983年,国家实施允许个体经营者贷款的政策,广州是试点之一。高德良因此成为第一个得到国家贷款的个体户。

  在经济富足的同时,先富起来的人们,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也有了极大提高。1979年7月,陈兴昌成为广州第一个领牌的个体户。在国家提倡计划生育后,精明的陈兴昌窥到商机,专做起童装生意。1985年,陈兴昌已与另3名企业家并称为广州四大百万富翁。1986年12月,陈兴昌被评为全国先进个体劳动者。 1988年,陈兴昌领到广州市工商局颁发的0001号营业执照,创建了广州首家私营企业。也是在那一年,陈兴昌成为全国政协委员。

  高第街、西湖路、观绿路……伴随着个体户们的发家致富,广州这些路段上的集贸市场也风生水起,闻名全国,成为个体户们发家致富的“天堂”。

  1980年10月,高第街作为广州第一个工业品市场正式开设,并成为了全国第一条经营服装的个体户集贸市场,主要经营布匹、服装、鞋帽、百货等。 1983~1992年是高第街的鼎盛时期,其灵活的经营方式及新潮的服装款式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旅客和商贩,甚至还有远自“亚非拉”的客人,被称为“小南方大厦”,当时流行一句话:“没到过高第街等于没到过广州”。

  与高第街同样出名的是“南国明珠”西湖路灯光夜市,始建于1984年5月,是全国最早开办的夜市。夜市吸引了当时夜生活并不丰富的市民,又因其经营模式灵活多样、信息灵通、交通方便,招徕了全国各地的厂商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西湖路灯光夜市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,一度引领国内时装潮流,甚至被誉为中国时装的“橱窗”,直到2001年才“功成身退”。

  改革开放,春江水暖,广东人先知。这先知,源于广东人观念上的改变;也来源于领导干部突破思想和体制上的束缚,下定造“富”于民的决心。郑炎潮,国内首倡“私营经济”概念的广东学者。日前,他向信息时报记者回忆了当年与任仲夷接触的故事,以及任仲夷支持并实践“先富”理念的开拓精神。

  1980年任仲夷出任广东省委时,广东的个体户已相当多,雇工上百人的都有。但政策规定,个体经营雇工不能超过7个,否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,是剥削。那雇工超过7个的个体户怎么办?应该叫什么?任仲夷要求广东社科界着手研究。

  华师的研究生郑炎潮听说此事后,便把自己的论文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》寄给任仲夷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,几天后,任仲夷提出要见他。郑炎潮仍清楚地记得,那天,他被领进了一间宽大且简朴的办公室,一位满头白发满脸皱褶的老者微笑着迎了出来,用力地握住了他的手。这位像父亲一样慈善的老人告诉他,自己46年前上大学时,专业也是经济学,在战争间隙还写过一本书叫《政治经济学》……他们的话题就这样徐徐展开了。

  原来,以任仲夷为首的广东省委,对新兴的个体经济和雇工经营不仅没有任何“制止”和“纠正”,而且一直努力为其争取着合法地位。任仲夷对郑炎潮说,现在对于个体经济,只能扶持不能压制,但要扶持,首先就要正名。马克思关于个体经济有一个“8人规定”,但是到底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应该叫什么?我们也没有想好,刚好看到你的论文,这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,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依据,我支持你!我们还要围绕你的这些观点,制定一个政策,给它取一个正式的名字,就叫做 “私营经济”怎么样?让它发展,让它壮大。

  郑炎潮回忆说,“任书记鼓励我继续研究,他说,在中国搞学问不容易,有风险”。郑炎潮说,作为一名普通的学生,能够得到省委书记的接见,在当时是一条爆炸性新闻。更没想到的是,自己此后还有两次机会再见任老,一次是1988年任老病中,一次是2000年。

  郑炎潮认为,广东改革开放的推动者,大致有三个群体:一是以任仲夷、、袁庚为代表的政治家,他们有思想,敢创新,负责任;二是以卓炯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工作者,他们大胆探索多种经济成分,探索对外开放理论,不断提供新理论为改革开放先行做决策参考;三是企业家,个体企业家、私营企业家和外资企业家。三大群体联手推动广东改革开放,广东才有今天。(周秋敏)